周恩来的淮安：他要求拆掉的那座房子

故居对外开放的日子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周恩来的生日。他已经去世三年。门额上的字是邓小平写的。

开放前六年，一九七三年，这座房子的主人通过国务院值班室负责人往淮安打了电话，交代三件事。不要让人来参观。不要把住在房子里的居民迁走。房子坏了，不要修。

同样意思的话，他从一九五三年就开始传。

十二岁

周恩来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生于驸马巷的这座院子。这座城已经当了五百年大运河的行政中心之一，而到一八九〇年代正在衰落。他在一九一〇年春天离开，十二岁，由一位叔父带着北上。一九四九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直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去世，一共二十七年——是这个国家近代史上任期最长的政府首脑。

他没有回过淮安。六十六年里，一次都没有。

这不是一个人忘了自己从哪里来。文献记录显示的近乎相反：他一直在想淮安，细细地打听，而拒绝回去。

一九六〇年，县委书记刘秉衡在北京见到了他。周恩来问起东岳庙、三思桥、文渠、驸马巷——一个童年的具体家具，一件一件问过去。然后他说：“我想回去看看。我十二岁离开淮安，今年正好五十年。”紧接着又说：“可是要做的事太多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在庐山，一位表侄当面问他什么时候回家。答话留在记录里：“现在不能回去。一回去就麻烦了——亲戚都会找我，我没法让他们都满意。等大家的日子都好起来了，我就回去。那时候我回去。”

大家的日子没有按这个时间表好起来，他也就没有回去。

三个母亲，和十岁

周恩来出生的家并不富裕，原因是一桩值得记下的小小官僚悲剧。他的祖父周起魁——后来坟被平掉的那个人——从浙江绍兴来，在山阳县衙当书办，晚年花钱买了个知县的职位。可是前任不肯交出官印。等他真正到任时已经重病在身，不久就死了。他从这件事上一分钱也没赚到。

按他自己的说法，周恩来有两个母亲，还有一位分量不输给任何一个的第三位女性。

八个月大时，他被送给重病的叔父周贻淦做嗣子，这是“冲喜”——在家里办一件喜事以转运的做法。叔父还是死了。于是这个男孩有了生母和嗣母，而他一生都很明确地讲过自己从各自那里得到了什么。

生母万冬儿是一位知县的第十二个女儿，娘家叫她“十二姑”。她开朗、务实、能力过人——出嫁前就在管万家的家务。周恩来的总结是：“我的生母是个开朗的人，我性格里的这一部分是从她那里来的。”她死于一九〇七年，他九岁。

嗣母陈氏出自宝应的读书人家。她父亲没有儿子，于是全家的教育力气都用在了女儿身上，她进门时已经会作诗、写字、画画。早年守寡，几乎不出门。她做的事是教这个孩子：三四岁识字握笔，五岁背古诗，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关于某个历史人物顶住了什么的故事。多年以后，还在南开读书的他写到自己抱着嗣母的膝听一整天也不觉得累。他也直说过，没有她，自己不会成为一个爱读书的人。还有一句更能说明问题：“我的嗣母整天待在房里不出门。我沉静的性子是从她那里继承来的。”她死于一九〇八年，三十岁。他十岁。

第三位是乳母蒋江氏，他一生叫她“蒋妈妈”。她出自东门外的农家，丈夫是裁缝，有时也抬轿。她带着这个男孩在院子里种菜，把他带回自己家去。于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孩子在穷人家里待过时间。他自己讲这件事的意义：“乳母把我带到大运河边她自己的家。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做工的人怎么过日子。她教我不自私。”

然后这个家的账算不下去了。生母一九〇七年去世，父亲拿不出她娘家要的体面丧事，那口棺木在庙里停了二十多年。嗣母第二年去世，十岁的孩子——作为唯一的嗣子——压下反对意见坚持简葬，然后自己把遗体送回宝应。父亲在外找活。一位叔父瘫着。他是这个家里同辈最年长的男丁。

他自己的描述：“我从小就知道日子难过。父亲常年在外。十岁、十一岁就开始当家——柴米油盐，还要应付外面的人。这给了我一些锻炼。”

两年后他离开，六十六年由此开始。

一个实用提示，因为这两处地方很容易混。他十二岁前在五个地方读过书：驸马巷周家的家塾、清江浦的两所学堂、宝应亲戚家、还有东岳庙旁龚家的家塾。纪念设施称作童年读书处的旧万府在清江浦，在今天市区的另一侧，与这个 5A 级景区是分开的一趟行程。

被拓宽的那条街

有一个例外，而它是这篇文章里最古怪的事实。

一九五九年，他乘机北上，航线经过淮安上空。秘书王福林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周恩来走到窗边，一直看着这座城，直到看不见为止。然后他说了两件事。文峰塔和里运河还是他记忆里的样子。但镇淮楼一带的街好像宽了。

的确宽了。一九五八年，淮安传过总理要回乡的话，地方政府为此把南门大街拓宽了。他没有来。而他在最后一次走过那条街的四十九年后，从几千米高空的飞机上认出了这次拓宽。

这就是周恩来离淮安最近的一次：窗边的几分钟。而他在那几分钟里认出来的，是为一次没有发生的访问而做的市政工程。

四次交代

房子很朴素。两进相邻的院子，青砖灰瓦，单层木构，是苏北常见的民居样式——东院面向驸马渡，西院临局巷。三十二间房，一九八七点四平方米。建筑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而这正是周恩来的意思。

他想让这座房子被放着不管、或者被拆掉的努力，记录横跨四个场合、二十年：

• 一九五三年。 淮安提出立纪念牌坊。他拒绝了，并传话说老房子应该拆掉，理由是“不要让一座没有人住的老房子，占了活人的地方”。
• 一九五八年。 他就这处房产的处理批评了副县长王汝祥。他承认毛主席故居有实在的意义、保存下来是有道理的；自己这处没有，应该拆掉。没有拆。
• 一九六〇年。 同一件事，他批评了刘秉衡。他的夫人邓颖超提出把房间用作幼儿园或图书室，并且无论如何不能当作故居来开发。
• 一九七三年。 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传下的三条：不要让人参观、不要迁走居民、房子坏了不要修。

按顺序读下来，这个升级过程是清楚的。他先是谢绝一项荣誉，接着下令拆除，等拆除没有发生，就退到唯一剩下的手段上——禁止那些能让房子继续立着的维修。实际上，他是在安排自己的出生地自行倒塌。

它没有倒，因为县里不让它倒。他去世六年后，这个地方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七座坟

房子是这个故事有名的那一半。祖坟是另一半，也更难。

周恩来一九五三年提出平掉淮安周家祖坟，一九五八年又提了一次。一九五八年那封信留了下来——六月二十九日，写给王汝祥。信里他说自己已经记不清祖坟的确切位置，如果淮安正在推行平坟、又有人指认出地点，那就直接深埋，不必再问他的意见。

这不是私人的怪癖。平坟是全国性政策：坟头占耕地、妨碍机耕，并被视作封建习俗。总理是在要求，把自己当作他本人负责施行的那项政策下的一个普通案例来处理。

县里不肯办。这个拒绝在常委会层面上反复做出，记录下来的理由值得照其大意引一下：群众不会接受，党员不会接受，县委自己也想不通。宁愿挨批评。

于是他自己办了。一九六五年春节前，他派当军官的侄儿周尔萃带着交代和钱悄悄回淮安。周家七座坟——包括把这一家带到淮安来的那个人、他祖父周起魁的坟——就地深埋。棺木沉到一米以下，深到不会妨碍拖拉机。坟头去掉，土地复耕。挖坟的村民每人一元。连同对地里有青苗那户的补偿，总共七十元，从他的办公费里出。

同样的事他在重庆做得更早——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派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去平掉他父亲周绍纲的坟，同样是自己出钱。

淮安祖坟所在的地方今天是一片平地。有几十年它是某户人家的菜园。地方政府后来花了五十多万元保护并标记这个地点——也就是说，淮安如今作为一项文化遗产在维护的，是一块唯一的特征就是周恩来费了相当的力气和自己的钱、让它变得毫无特征的土地。

不被允许回去的弟弟

祖坟这件事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拎出来，因为它显示这条禁令延伸到了多远。

他的弟弟周恩寿认识淮安的亲族，明白这件事需要有人去做说服。他主动提出自己回去办。周恩来的第一反应是同意——“好”。然后几乎立刻推翻：“你不能回去。”

周恩寿没有回去。直到一九八五年去世，他也一次没有回过自己出生的那座城。

也就是说，这条规矩不是关于周恩来自己的举止或名声。这是一条关于这个家族的、适用于这个家族的规矩，并且在兄弟两人的整个成年生涯里都守住了。

现在那里是什么

周恩来故里景区在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评为 5A 级，是淮安第一个、至今也是唯一一个。它占地三点一五平方公里，包含五个组成部分：纪念馆、故居、童年读书处旧址、驸马巷，以及河下古镇。官方的资源清单列到六大类、十八个亚类、八十三个基本类型、一百多个单体——这种行政上的细密程度本身就说明了这类评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纪念馆在桃花垠，离房子约二里。一九八六年三月经宣传部批准，一九九二年一月六日开馆，距他去世十六年又两天。这块匾也是邓小平写的。园区占地四十万平方米，其中约百分之七十是水面——一组纪念建筑、一座岛、三片人工湖和湖岸绿化。建筑本身两万一千一百六十六平方米，其中展陈面积七千八百八十平方米。二〇二四年五月列入第五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两处都免费，凭身份证件。故居在整修后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重新开放。

这两处场馆的对比很有意思。房子小、素、挤，准确地给出了一个衰落运河小城里中等官宦之家的印象。纪念馆是一片大的、以水为中心、正式造景的建筑群，属于中国为最高层人物修建的那一类。前者是他出生的地方。后者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当一个这种分量的人留下不愿被纪念的交代时，一个国家会怎么做。

河下

景区里大多数游客真正记住的，不是以上任何一处。

河下在旧城西北，萧湖边上运河的旧河道旁。它形成于春秋末期——算下来两千五百年——明清大半时间是漕运路上的关卡和盐的集散地。那个时代的这种钱，是投到科举辅导上去的。河下这笔投资的回报极其可观：六十七名进士、一百二十三名举人、十二名翰林，而且历朝加起来，殿试前三名它都出过。当地称它为进士之乡。

它还出了吴承恩，他的故居就在这里，而他写的是《西游记》：孙悟空、取经的和尚、猪、沙妖——东亚被改编次数最多的一个故事。如果你看过任何一部有一只拿棍子的猴子的中国电影、日本动画或者香港电视剧，它最终的源头是这一带的一座房子。

河下是巷子、水、青砖和一群真在过日子的居民，它是整个 5A 指定里最不像一项行政决定、最像一个地方的那一片。

运河的首府

环绕这一切的这座城很容易被低估，因为今天的淮安是一个没有明显旅游形象的中等地级市。而它曾经有大约五百年是运河四大都市之一。

原因是水利。大运河在这里的清口与淮河相会，而这个交会处是整个帝国最难处理的一段水务——所以负责把南方漕粮运往北方京城的漕运总督衙门设在淮安。那座衙门的遗址现在是一座公园。府衙还在。镇淮楼也还在——就是周恩来从空中看出周围街道变了的那座建筑。

还有两位这里出的人值得点名。韩信，汉朝开国最出色的野战统帅——替刘邦打下了帝国、之后被刘邦毁掉的那个人——生于淮安，他年轻贫困时据说钓过鱼的那座台子今天还有人指给你看。还有梁红玉，黄天荡之战中击鼓的那位宋将之妻，也是这里人。

水利的故事还往另一个方向走。这座城的下游、今天的洪泽区，立着洪泽湖大堤：七十公里的石工，为了保住运河通航而把一座湖抬到高于周围地面，一六八〇年淹掉了泗州城，二〇一四年随大运河一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个故事，以及同一座湖另一端的湿地，在水那边的宿迁。

他唯一允许的一件事

上面这一切有一个例外，而它不是一座建筑。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晚上，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前一天，新的中央政府在中南海勤政殿办了第一次国宴。它所依托的菜系是淮扬——下淮和运河城市的菜——而通常被指为那第一次国宴第一道菜的，是软兜长鱼，一道淮安菜。此后淮扬一直是中国国宴的底子。

主持那次国宴安排、并在此后二十七年里负责国家礼宾的那个人，是淮安出来的。这条关联在中文写作里被反复引用，严格意义上很难证明；没有争议的是，一个衰落运河府城的菜系，在一位生于此地者的总理任期内，成了中国这个国家的官方语域。

淮扬菜值得按它自己的逻辑去理解，因为它的原则和“国宴”这个词的暗示正好相反。它用便宜、平常、本地的材料，把一切都花在手艺上。以淮安一个镇命名的平桥豆腐，是把嫩豆腐切成大小一样的小菱块，配鸡肉丁和菇丁，用鲫鱼脑提鲜，最后盖一层清油使它不冒热气——所以看着凉、入口烫，坑过一代又一代外来客。软兜长鱼是取细青鳝的背肉、几秒钟爆炒，在淮安，一个厨子的水平就是用这道菜来衡量的。咸丰年间传下的全鳝宴做到一百零八道，立在一个什么都不浪费的原则上：背脊前段炒，后段煎，肚子炖，血和肠蒸，骨头挂糖。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淮安列入创意城市网络的美食之都，是中国继成都、顺德、澳门、扬州之后的第五个——也就是说，“淮扬”这个复合名字的两半现在都在名单上了。这份申请做了五年。全市有名有姓、还在做的菜超过一千三百道，其中二百九十八道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国地级市里最多的。

所以这笔账是这样的。他谢绝了牌坊，下令拆房，禁止参观，禁止维修，自己出钱平掉了祖坟。同时他把家乡的菜变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官方饮食，而它至今如此。

怎么去

两处周恩来的场馆加上河下，靠步行和出租车是一个从容的一天，三处都不收门票。带上身份证件，门口要用。

公开的开放时间各处互相矛盾，这在免费的市属场馆是常态——八点到十七点三十和八点三十到十七点都在流传，还有一份过期资料仍在标一张已经不存在的十五元门票。当天再确认。

如果有第二天，留下来的理由是运河那部分：漕运总督衙门遗址、府衙、镇淮楼、韩信钓台、清晏园。这些都不在 5A 指定范围内，而它们全部是这座城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而在故居那座有一口井和两棵普通树的小小素院里，值得同时握住两个事实。这里是一处被仔细维护的国家级文物，二〇二三年刚整修过，每年几百万人来看，门上是邓小平的字。而它所纪念的那个人，用二十年时间不断下达交代——四个有记录的场合，从谢绝牌坊升到拆除命令、再升到禁止维修——目的是确保没有人会站在你现在站的地方。

淮安没有听他的。淮安是不是错了，并不明显；他是不是错了，也不明显。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而现场没有一块说明牌提过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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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Lens 应用可以从一张照片认出你在驸马巷或河下看到的东西，并用五种语言讲出它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