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浜、虞山与尚湖：把一出戏的名字改成自己名字的镇

一九九二年三月，常熟的一个乡申请撤销自己的名字。

它自一九五八年起是横泾公社。一九八一年五月改名芦荡公社，一九八三年七月人民公社解体时改为芦荡乡。然后在一九九二年三月，芦荡乡撤销，原地设立沙家浜镇。

沙家浜此前从来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九五九年为一出沪剧造出来的名字，是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挑来当京剧剧名的名字，也是作为文革八个样板戏之一被播送到中国每个角落的名字。到一九九二年，这个虚构的名字对地方经济的价值已经超过真实的那个。于是真实的那个让位了。

这是沙家浜·虞山尚湖旅游区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它在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一日获批5A——比城市另一侧的苏州太湖旅游区早一天。它由三部分组成：沙家浜的湿地、叫虞山的山、叫尚湖的湖。而这三者合起来，装着大约二十五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排列顺序几乎完全颠倒，最有名的偏偏是最新的那个。

三十六名伤病员

躺在最底下的那个史实有记载，而且很小。

一九五七年，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刘飞在莫干山养病，口述了一份八万字的回忆录，讲他在阳澄湖一带的战争经历，题为《火种》。他请崔左夫——原新华社战地记者，当时是师文化部门副职——去苏南收集抗日战争的材料。

崔沿湖岸走访了三个月，写出一篇报告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这个题目呼应了陈毅起草的新四军军歌里的一句：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三十六个人是真的，他们后来发展成的部队是真的，追溯到他们的那支团队在崔写作时仍然存在。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一个记录在案的事件如何变成全国性神话的个案。

从报告文学到沪剧

同样是一九五七年，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在找战争题材。团里的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和编剧文牧去南京军区政治部打听。陈与崔左夫是老战友，崔就把稿子交了出来。

文牧在一九五九年把它改编成《碧水红旗》。之后剧团去医院探望刘飞，被他自己那本回忆录的题目打动，把戏改名为《芦荡火种》。

这次改编做了一个决定性的改动。报告文学讲的是三十六个伤病员藏在芦苇荡里。戏把它变成了一个叫阿庆嫂的茶馆老板娘掩护十八名伤病员、以机智周旋于敌人之间的故事。一个女人把茶馆经营成秘密联络点，隔着一张桌子和敌人针锋相对——正是这个发明，让这个故事至今还有人记得。

一九六〇年五月到六月，刘飞安排剧团六十多人到阳澄湖边的后续部队里体验生活。这出戏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杭州胜利剧院首演，之后移到上海人民大舞台，九个月演出三百七十余场，观众约五十六万人次。

毛泽东给它命名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在南方休养的江青在同一家杭州剧院看了《芦荡火种》，并索取剧本。文化部把它交给北京京剧团改编。第一个京剧版叫《地下联络员》，执笔者中有汪曾祺——后来中国现代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了京剧版。他说戏不错，并特别称赞三个人物写得好——伪军司令胡传魁、阿庆嫂，以及刁德一，样板戏全部剧目里最令人难忘的那个阴阳怪气的参谋长。他提了两点修改：加重武装斗争，改掉结尾。原版里新四军化装成乐队混进婚宴；毛泽东要他们直接打进去。

然后他说到剧名，讲了那句造出一个地名的话。他说，芦苇荡满是水，革命的火种怎么烧得起来？那时候的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燎原了。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以地名为名的戏多得很。就叫《沙家浜》。

修改稿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再演。它随后被定为文革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实际上是两次，因为交响音乐《沙家浜》也在名单里。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被允许看到的极少数戏剧作品之一。

芦苇荡就是这样得到名字的

今天的景区建在这件事上面。这里有革命教育区、复建的春来茶馆——阿庆嫂的店，因为戏需要它才盖起来——横泾老街、民俗文化村和湿地公园。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并用四种颜色推销自己：红色的革命史、绿色的湿地、金色的美食，以及第四种，影视。

公开面积彼此不合，而这种不合值得点名而不是抹平。芦苇荡景区被记作二千五百亩。另一种说法是，开阔的芦苇荡从原来的一百五十亩扩到二千二百亩，而整个沙家浜景区占地六千亩。这些是在测量不同的对象——芦苇荡、经营中的芦苇种植区、整座园区——不应该互相对照着读。

在这里真正值得做的事，是搭一条小船穿过芦苇水道，因为芦苇高到能在船头合拢，地理由此不再是抽象概念。三十六个人可以消失在这里面。这就是重点。

隔壁那座山老两千年

虞山在常熟老城西北紧挨着拔起，向东南延伸六点五公里，末端落在老城墙线之内。当地的说法是十里青山半入城。它高二百六十三米，于一九八九年三月经林业部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拥有一千二百六十公顷森林，覆盖率百分之九十六。旧名乌目山。

它是以一个死者命名的。仲雍——又称虞仲——按传统说法是商周之际勾吴国的第二代君主，也是吴文化的始祖之一。他葬在这座山上，山便随了他的名。他的墓在东麓，是常熟最古老的墓。

虞山有时被形容为一座墓葬博物馆，这个形容近乎字面。山上列为省级文物保护的坟墓包括仲雍墓；被算作吴国第一代君主的周章墓；言偃墓；元四家之一黄公望的墓；王鈇、瞿式耜、瞿景淳的墓；画家王翚的墓；光绪帝师傅翁同龢的墓；四位高僧的合葬墓；以及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合并列名。

仲雍墓与言偃墓在东麓相邻，周章那座不起眼的坟丘夹在中间。黄公望墓则偏僻得多，要找到它得出西门或北门绕半座山，走到一个小小的石窟前。

孔子唯一的南方学生

言偃（前五〇六—前四四三）生于此地，北上，师从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之中，他是唯一来自南方的。他以文学著称，任鲁国武城宰——在那里以礼乐教化一般百姓，孔子对此有过评论——然后回乡。形容他此后所为的定式是道启东南，随之附着于他的称号是南方夫子。

他的墓在东麓，仲雍墓之北。始建年代已失，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在西汉。墓坐西朝东，沿坡分段上升：神道、三座石坊、一池与文学桥、三座石亭、平台、罗城和墓丘。墓后立两碑，一为一六三六年，一为清碑，分别题先贤言子游墓与先贤言子墓。

帝王的注意力都堆在题刻里。中间那座石亭刻着康熙的四个字文开吴会。第二座石坊两面都是乾隆：道启东南，以及灵萃勾吴。第三座石坊上的南方夫子出自雍正朝一位布政使之手。此墓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水太冷

西南坡拂水岩下有两座相距约五十米的坟，而它们之间那段空地，装着中国文学史上最令人不安的一场争论。

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是一六一〇年殿试第三名，探花。他是明末清初文坛的集大成者，领袖文坛约五十年，官至礼部尚书。清兵南下时，他参与了南京的献城。

柳如是（一六一八—一六六四）是他的侧室。她本名杨爱儿，吴江人，后号河东君，“如是”二字取自辛弃疾的一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她是秦淮八艳之一。

明亡之际，按流传下来的说法，她劝他投水，不要活在征服者治下。他拒绝了，理由是水太冷。

他事清，被列为贰臣，辞官，然后又还是卷进了反清复明的谋划。她一度削发为尼，退居白茆别业，支持抗清力量。乾隆帝最终下令毁禁他的著作。二十世纪，史学家陈寅恪站到了另一边，以失明之身耗尽晚年写成一部关于柳如是的巨著，并认为这两个人的文字足以彰显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钱墓是一处家族墓地：石坊与神道已无，留下的是平台、罗城与坟丘，占地七百四十三点四平方米。柳墓在附近的花园浜，碑上只题河东君之墓；她自康熙三年葬于此，常熟知县陈文述在嘉庆年间修过坟。二者于二〇〇二年合并列为省级文物。墓前石亭的对联写着：浅深流水琴中听，远近青山画里看。

来访者已经下了判词。柳如是墓前的鲜花没有断过。五十米外钱谦益的墓，是静的。

一个画派和一个琴派

两样以这座山为名的东西，走得比这座山远得多。

王翚（一六三二—一七一七）是常熟人，出身五代画家之家，师从王时敏与王鉴，与他们以及王原祁合称四王。他的纲领是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四十岁左右已被称为画圣、海内第一。他受康熙帝之命主持绘制《南巡图》，得御赐匾额山水清晖。他的追随者——杨晋、顾昉、宋骏业等——在他身边形成一派，因为他是常熟人而常熟有虞山，这一派就叫虞山画派。二〇一七年他逝世三百周年，常熟博物馆从南京、上海、苏州及自身馆藏借得八十余件虞山派作品办展，展览即以那块匾额为名。

虞山琴派由严天池（一五四七—一六二五）创立，他是大学士严讷之子。他做过邵武知府，并组织了万历年间第一个琴社琴川社。其主张是音必合律，声重于词——这是对当时给琴配词这一风气的刻意纠正。它的美学被概括为四个字：清微淡远。在技法上，严天池把传统从音多韵少推向音少韵多，这使左手的功夫细腻了许多。

他主持编订的谱集《松弦馆琴谱》是唯一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明代琴谱。明清之间这一派出了十五种以上的谱集，包括徐上瀛的《大还阁琴谱》和他那部至今仍被阅读的论著《溪山琴况》。清初形成的广陵派也是从虞山起步的。

姜子牙钓鱼的湖

尚湖贴着山的南麓，它的名字来自一个钓鱼的人。

说法是，姜尚——姜子牙，那位帮助推翻商朝、在中国政治传说里被引用得最多的谋士之一——曾隐居于此垂钓。湖名保存了他的名字。他这辈子有没有到过离这里一千公里以内的地方，不是这座湖会问的问题。

主水面约八百公顷。它是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湖中有七个洲岛——荷香洲、钓鱼渚、鸣琴洲、桃花岛等——形成中文所说的湖中有岛，岛中有湖。有一座太公岛，岛上的堂馆讲姜尚的生平与传说，新馆部分约九百五十平方米，还有一座归于他的钓鱼台；另有拂水山庄、船舶模型馆和江南牡丹园。白鹭在此成群筑巢。

从虞山的剑门山脊上，可以一眼看尽整个尚湖，这是登山最好的一个理由。

曲径通幽处

北坡破龙涧旁立着兴福寺，而为它写下的一句话，是汉语里被引用得最多的句子之一。

寺志所记的历史始于南齐：常熟人倪德光，官郴州刺史，舍宅建寺，名大慈寺。五三七年改名兴福。唐贞观年间，相传有黑白二龙在此相斗，斗出一道山涧，寺因此得第二个名字破山寺。八六八年，朝廷赐大钟与“兴福”寺额。另有一说解释得不同：梁代扩建时掘出一石，石纹一面看像“兴”字，另一面看像“福”字，此石被留了下来。它后来成为江南四大丛林之一。

唐代某时，诗人常建在寺壁上题了八句，写清晨到访。中间一联是：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此诗入《唐诗三百首》。流传之中头一个字变了，竹径成了曲径——而曲径通幽就此成为汉语里的固定说法，用于园林、用于建筑、用于任何刻意藏起目的地的路径。这句话的源头就是这座寺。相传欧阳修极爱此诗，游寺归来本想自己也写一首，开口却是常建那一联，于是断定自己超不过。

东园有米碑亭，内藏一石，刻着宋代书家米芾所书的这首诗——他在书写过程中改动了常建的几个字。据碑上自己的刻记，襄阳知府严如泗命刻工穆大展于乾隆三十七年中秋刻成，用以补寺中之缺。结果是唐诗、宋书、清刻偶然凑在一件东西上，得名三绝碑。

它的归属有争议，而且争议是具体的而非含糊的：批评者指出笔力弱、属业余水准，章法也不合常规，题名与落款单独一行且与诗同大；并称把拓片给书法家周俊杰、孟会祥看过，得到的判断是米芾写不出这个。

寺占地约十三点五亩。多数游客也会在这里吃一碗用虞山野蕈熬油做的面，据说附近的店一天能卖出一千碗以上。

那个画被烧成两半的人

西坡上是黄公望（一二六九—一三五四）的墓，也是这座山上唯一一处吊唁者会留下毛笔的地方。

他本名陆坚。元军取常熟时他还是幼童，被过继给住在虞山、原籍浙江永嘉的黄家，从其姓。他成了山水画家，按惯例被列为元四家之首——正是这一群人的笔墨，成了此后六百年中国山水画的语法。三百年后王翚的纲领以以元人笔墨开头，而他所指的元人，首推黄公望。

一三四七至一三五〇年间，年近八十的他为同门师弟郑樗，即无用师，画了《富春山居图》。画了三年。它被称为画中兰亭、山水第一神品，是中国艺术中最著名的十件卷轴之一。

明末它落到收藏家吴洪裕手里，他临终命人焚之以殉。他的侄子把画从火里抢了出来。那时它已成两截。较长的后段无用师卷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前面的残片剩山图在浙江省博物馆。合起来，全作纵三十三厘米、横一千零三十六点九厘米。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至九月五日，两半在台北合展，是约三百六十年来第一次。

黄公望葬在故居旁小山南麓的家族墓地。嘉庆年间，他的十六世孙、任阆中知县的黄泰认为墓地太局促，买下虞山西麓一片叫黄家山的坡地，把他迁了过去。找到那里要走一段路，而肯走这段路的人多半是画家。他们带花来，也带文房四宝来。

游览

把沙家浜和虞山—尚湖这一对当作两个半天，若要看墓则算两天。

沙家浜在常熟以东，核心是穿芦苇荡的船和复建的茶馆与老街。虞山有几个入口——兴福寺旁的索道、从言子墓步行上山，或从虞山南路进——步行路线可以串起维摩山庄、桂花园、剑门和藏海寺。尚湖地势平坦，适合慢慢走。

如果你只够时间做一件事，那就选拂水岩下两座坟之间的那五十米。

因为这个旅游区以一座墓山和一出戏命名，而人们是为戏来的。这里面没有什么不诚实。一个舞台名在一九九二年变成法定名，是因为一个关于三十六名伤病员藏在芦苇里的故事，曾有一段时间是全中国被允许讲述的极少数故事之一——而芦苇还在那里，并且真的高到能藏人。但半小时外，有一个不肯为一个王朝跳进冷水的人，葬在一个叫他跳的女人看得见的地方，而花全在她那一边。两个都是常熟。只有一个曾经是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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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Lens 应用可以讲出虞山每一座墓里埋的是谁，以及言子墓那些石坊上到底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