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丰麋鹿园：十二头鹿和它们的后代

地球上的每一头麋鹿——中国保护区里的鹿群、欧洲野生动物园里的个体、某座从没见过中国湿地的城市动物园里的那一对——都是一百多年前一位英国公爵园子里那一小群的后代。就是那一段时间，别处一头都不剩了。

标准说法是十二。十八头被集中到贝德福德郡的沃本庄园，其中十二头参与了繁殖。取决于把哪些个体算进去，这个数字在十一到十八之间浮动，而研究这个物种的遗传学家通常把有效奠基数估得更小：一头生一胎就死了的奠基个体，和一头连续繁殖十年的相比几乎不算贡献。但无论取哪个数字，粗略的算术是一样的。一个物种，今天有几千头，是从一只手就能数完的瓶颈里出来的。

其中八五〇二头现在生活在江苏海岸——盐城以东那片潮汐地带。其中三六七三头是野生的。

四不像

麋鹿是一种平原湿地的鹿。三角洲、芦苇沼泽、季节性淹水的中国东部平原——那是它演化出来的地方，也是它原本唯一生活的环境。肩高约一点二米，体重可达二百公斤，开张的蹄子能在软泥上撑开，泳性极好，一天里有相当长的时间可以站在水里。

中文几百年来叫它四不像。四样都不像——角像鹿、脸像马、尾像驴、蹄像牛。这不是分类学描述而是民间观察，却异常准确：这动物确实像是拼起来的。对懂鹿的人来说决定性特征是角，主枝向后而非向前分叉——没有任何别的鹿这样——还有那条对鹿而言太长的尾巴，几乎垂到踝关节。

而这里有一个事实，它改变了下面所有内容的框架：麋鹿在灭绝之前很久，就已经不是野生动物了。

野生种群在汉末、大约三世纪就已经在崩解，因为它需要的那种湿平原被排干、耕作了。之后的过程记载不全，结果却不含糊。元代把仅存的个体集中起来，迁入北京南郊南海子的皇家苑囿，然后就留在那里了。清代那里还有两百多头。也就是说，有六七百年——很可能更久——这个物种整体活在一道墙里面，作为一连串王朝的财产。

这值得停一下，因为它意味着保护工作者在一九九〇年代试图恢复的那种“野性”，不是麋鹿在可记忆的时间里失去的东西。那是汉亡以来任何一头麋鹿都没有经历过的东西。

鹿囿与皇位

在成为保护故事之前，麋鹿是一种政治动物。知道这一点会改变你读南海子那道墙的方式。

为统治者的享乐圈养鹿，是中国有记载的最古老制度之一。《春秋》记鲁成公十八年——公元前五七三年——筑鹿囿，这个名目和这套做法穿过各代王朝一直延续到清。最后一群麋鹿所在的南海子皇家苑囿并不是一种怪癖，它是一项延续了大约两千五百年的惯例的最后一例。

而这种动物出现在中国政治思想最根本的一段对话的中心。《孟子》里梁惠王站在池边，身旁有鸿雁麋鹿，问哲学家贤者是否也享受这些。孟子答：只有贤者才享受得到；不贤的人纵然全都拥有，也一样都享受不到。接着他引《诗经》里文王的灵囿——百姓乐于为他修建，乐于他有鹿有鱼——要点是：囿在百姓为它高兴的时候是正当的，否则就只是私人的放纵。两千五百年来中国关于统治者职责的争论，有一段就是拿这种鹿当道具走过来的。

鹿也更直接地代表权力本身。《史记》里谋臣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注家张晏注得很直白：此处的鹿就是帝位。这个比喻今天还在日常汉语里：逐鹿中原，争夺天下；鹿死谁手，胜负未定。

还有民间文艺的后续，其中夹着一场争论。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里军师姜子牙骑的坐骑是元始天尊所赐的四不像，民间传统长期把那头坐骑认作麋鹿，所以中国小孩多半是先在神话里遇见这种鹿。严谨的人反驳说小说里那头是另一个意思的四不像，不是鹿而是麒麟，这话有道理。帮不上忙的是朱熹，他在《诗经》注里把麒麟描述为麕身、牛尾、马蹄——本身就是一段四不像的描述。这场混淆很古老、未决，恐怕也无法解决。

还有两件古人注意到、现代动物学也证实了的小事。麋鹿是唯一在冬天而不是春天脱角的鹿，中国博物学家用阴阳消长来解释。另有农业史家提出，东部平原的农民是先把稻子播进鹿踩过的泥里，才想到让牛做同样的事——这是推测不是定论，但是一个让人喜欢的推测：一种湿地动物，也许教会了人类那项最终毁掉它栖息地的技术。

两张皮到巴黎

一八六五年，一位叫阿尔芒·大卫的法国遣使会传教士——一位货真价实的博物学家，在华期间一直为巴黎的博物馆采集标本，一种熊猫、一种鼹鼠和一种噪鹛也以他为名——越过南苑的墙往里看，见到一种他不认识的动物。他弄到了两张皮。皮到了巴黎，阿尔方斯·米尔恩－爱德华兹把它作为科学上的新物种记述下来，给了它至今仍在用的名字 Elaphurus davidianus。

接下来是十九世纪动物学的常规操作。欧洲的使馆与收藏者取得活体，散落的麋鹿进了法国、德国、比利时、英国的动物园和私人园囿。而在中国，唯一幸存的那群散了。记载对结果一致、对过程各异——一八九四年冲破苑墙的洪水、一九〇〇年进入北京的外国军队、以及这两件事前后的饥荒与猎杀。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头麋鹿也没有了，并且此后八十多年一头也没有。

把剩下的收拢起来的是第十一代贝德福德公爵。从一八九八年起他从巴黎、柏林、科隆、安特卫普的动物园取得十八头，花了不小的代价集中到贝德福德郡的沃本庄园。而这件事成了。到二战爆发时沃本的鹿群已有二五五头，全部是那一小群奠基个体的后代。从一九四四年起，这家人开始有意向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和公园分散个体，后续数十年里送出了二六八头——依据一条健全的原则：一个园子里的一群鹿，一次事故就能全部归零。

它们去了很多地方。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去中国。英国先后赠给中国四对，一九五六年两对、一九七三年两对，都进了北京动物园。那是展品，不是种群。

马丁航空的那个航班

回归用了两次尝试，和另外两位英国贵族。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国的重引入小组与贝德福德公爵的继承人塔维斯托克侯爵签署协议。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二十头麋鹿空运到北京，放进南苑湿地，也就是这个物种最后据守的那片地方。这是象征性的回归——动物回到了它消失的那一块确切土地上。

真正在生物学上起作用的是第二次。一九八六年八月，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与中国林业部联合开展的项目下，从隶属伦敦动物学会的七家动物园挑出三十九头麋鹿——十三雄、二十六雌——赠给中国政府。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三日，一架红白色的马丁航空运输机降落在上海虹桥，鹿被卡车一路运往东北方向的盐碱地带，运到大丰海岸。

选大丰不是因为风景。一九六〇年代这一带出土了麋鹿的角与骨，确认这段海岸是麋鹿历史上的真实栖息地，而不是一个看起来合理的替代地——这场重引入回到的是一个实在的地方，不是一个方便的地方。这里的潮汐湿地在生态上也正好为这种动物而设：微咸、平坦、季节性淹水，长满芦苇、互花米草和耐盐的草。

两年，十年，然后开门

项目按三个阶段设计，这个设计值得注意，因为它是最容易被跳过、也最常被跳过的部分。

第一阶段约两年，是引入与增殖——让它们度过迁移、开始繁殖、在管理区的围栏里把数量攒起来。第二阶段分配了十年，是行为重塑。这一步背后的认识是：一头生在贝德福德郡园子里的鹿不知道怎么当一头野鹿，它的仔也不知道。在自然植被上觅食而不是等投喂、避开人、应对潮汐和风暴、在没有饲养员当裁判的情况下走完一轮发情期——这些没有一项是以人们顺手假设的那种方式属于本能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五日，距马丁航空那个航班十二年，保护区开了门——第三阶段，野化放归。按体况挑出八头放入核心区，其中一头母鹿戴上了无线电项圈。当时围栏里已有三百多头、拥挤，保护区总数达到三五四头，判断是时候了。

在那一天之前，地球上每一头麋鹿都活在围栏里面。不是大多数，是全部。这个物种真正野生的个体，一头也不存在。

那八头自己找到了隐蔽处和越冬的食物，一九九九年三月其中一头在开阔沼泽里产了仔。但保护区并没有把项目的成功记在这两件事的任何一件上，这是对的。它用的日子是二〇〇三年三月三日——一头自己生在野外的母鹿产下了自己的仔——随后连续三年，所有野生出生的仔全部存活。那才是一个种群跨代自我维持、不再参照人类的时点，那才是野化的实质，也是几乎所有重引入项目都达不到的东西。

到二〇一六年又做了四次放归试验。野生鹿群现在已进入第五代野生出生的世代。

同一年还有一段值得并排讲的姊妹故事。一九九八年夏天，长江大洪水冲破了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的围栏。逃出的鹿有一部分留在周边湿地，一小群游过长江，在东洞庭湖落了脚。所有相关的人都很意外——那片水本来被认定太深太宽，鹿过不去，结果这种为了站在水里而生的动物，泳性极好。这个意外形成的种群不到三十年增长到约一五〇头。

所以在同一年里，中国有两个麋鹿种群变成了野生的。一个在十一月五日，经过十二年准备、按周密设计；另一个在盛夏，因为一条河推倒了一道栅栏。

之后数字做的事，就是一个恢复中的种群在栖息地保住、没人开枪时会做的事。

三十九头鹿，三十九年

• 一九八六年：三十九
• 二〇〇〇年：四六八
• 二〇一三年：二〇二七，其中野生二〇五
• 二〇一九年：五〇一六
• 二〇二三年：七八四〇，其中野生三三五六
• 二〇二四年：八二一六，其中野生三千五百余
• 二〇二五年：八五〇二，其中野生三六七三

一九八六年来了三十九头。三十九年后八五〇二头。算术上的巧合，但是一个便于把这个量级装进脑子的巧合。

这里的野生鹿群占全世界野生麋鹿的六成以上。保护区宣称三项世界纪录——最大的麋鹿保护区、最大的野生麋鹿种群、最大的麋鹿基因库——前两项直接就是事实。这些数字真正填上的，是将近一个世纪里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完全野生的麋鹿群这一段空白。物种是存在的，在园子里，作为被管理的对象。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二〇一二年的物种重引入指南，把中国的麋鹿项目列入全球评估的一三八个重引入项目中最成功的十五个——这是写规则的一方的判断，不是运营方的自我评价。

十二头鹿的代价

这是游客中心讲得比较轻的一部分，这不是丑闻，只是一张账单。

一个从十来头奠基个体重建起来的种群，几乎不携带它祖先曾有的遗传变异。麋鹿的多样性测出来很低。尤其是在让种群能够应对疾病的免疫系统位点上变异极少，而那恰恰是一个野生鹿群最需要有的变异。数量不等于安全。八千头全是近亲，在对一场疫病而言重要的那个特定意义上，不如八百头互不相干的安全。

所以保护区自己的材料里反复出现基因库这个词，所以个体要在大丰、北京麋鹿苑和长江边的石首保护区之间调运，而不是各自放着。这是在管理一项无论繁殖多成功都消不掉的先天约束。丢掉的等位基因回不来。

所以对大丰这个项目公允的总结不是麋鹿被救了。是麋鹿重新变多了、在对的那种土地上、做着对的事情——底下压着一处永久的结构性弱点，来源是一百多年前一座英国园子里的一个决定，那时参与其中的人谁也不知道基因是什么。

另外那二八三种

保护区不是一种动物的地方，而这片更大的地方大概比它的吉祥物更重要。

面积七万八千公顷，分三个区——核心区二六六八、缓冲区二二二〇、实验区七万三一一二公顷——由潮间带滩涂、芦苇沼泽、季节性水塘和围垦草地组成。鸟类名录二八三种。其中九种为中国一级保护——丹顶鹤、白头鹤、东方白鹳、黑脸琵鹭、黑嘴鸥、小青脚鹬、秃鹫等。四十五种为二级。小青脚鹬尤其值得单提：它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鹬鸻类之一，而黄海海岸事实上是它唯一的中途停歇地，不是其中之一——这种鸟没有别处可去。

除鸟之外，哺乳类十二种、爬行与两栖类二十七种、鱼类一五六种、昆虫五九九种、植物四九九种。

各种认定按这类东西通常积累的顺序积累起来。一九九五年九月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网络，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成为国家科普基地，二〇〇一年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及联合国相关项目下的永久保护地。二〇二一年二月列入第五批国家林业和草原科普基地。而二〇一九年七月，这段海岸线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一项保护滩涂的登录，而真正受威胁的正是滩涂。麋鹿有魅力，也能繁殖。潮间带的泥一旦为养殖或工业围垦就回不来，而需要它的那些鸟没有替代品。

等级，和一位社会学家的字

旅游这一侧沿着中国的等级阶梯一级一级往上走。二〇〇一年十月2A，二〇〇五年四月3A，二〇〇七年4A，二〇一五年十月5A。就目前所能查到的而言，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以湿地生态加单一物种保护为核心的5A级景区——这与其说是一种自夸，不如说是对一种罕见制度生物的描述：一个自然保护区和一个最高等级的旅游目的地占着同一条围栏线。

这个组合是真实的张力，值得点出来。5A评定部分是按游客设施、接待能力和标识打分的。保护区的工作是让人离东西远一点。这里的折衷是标准做法——看得见的管理围栏，看不见的野生区域——而它运转得足够好，以致大多数游客带着“看过野生麋鹿”的印象离开。严格说来，他们没有。

入口处一个小细节值得回报你的注意。门上那五个字“中华麋鹿园”是费孝通写的——那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一九三〇年代在长江三角洲村庄的田野调查实质上开创了中国农村研究，而他晚年的几十年就在论述这一地区的发展。麋鹿园挂的是他的字，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麋鹿的回归在中国被理解成的东西有多彻底地不是一个动物学故事，而是一个国家故事。

游览

公园在大丰镇以东，大丰本身是盐城的一个区，可从盐城或南通走公路，也可乘火车到盐城再转公交或出租车。游客区半天够了，走完外围栈道和观测点要一整天——鸟在那边。

九月下旬到十月是发情期。雄鹿会鸣叫、张角，做出让“四不像”这个描述显得含蓄的举动。如果你要来，这无疑是最有意思的一段时间。同时也是它们最不想有观众的一段时间，而饲养员关于距离的指示不是装饰。

站在围栏前，有两件事值得同时拿着。

第一件：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完整的保护成功案例之一。一个在自己国家灭绝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物种，成千头地回到它原本的海岸，无需帮助地繁殖，栖息在国际机构所能赋予的最强法律保护之下。保护工作里很少有事情做到这个程度。

第二件：它能成立的原因，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法国神父越墙看了一眼，和一位有钱的英国公爵把一场与他毫无关系的崩塌的剩余物买了下来，而他们两人都不是在试图挽救什么。麋鹿之所以还在，靠的是那些帝国正在拆解它来处的国家的那批人的收藏癖。这片海岸上的八五〇二头是一场意外的后代——而它们现在也就是沼泽里的鹿，做着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的十万年里它们在这里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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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Lens 应用能认出你在保护区看见的东西——鹿、滩涂上的鹬鸻、界石——并用你的语言讲出说明牌上没写的那部分，离线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