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一条复制的船，和一个下午的六个日期

随便问一个中国的学生团来嘉兴看什么，他们会指向一条船：十六米长的木船，泊在湖心小岛边上，船头搭着凉篷，中舱桌上摆着一副茶具，船尾拴着一只小舢板。它造于一九五九年。

这不是揭穿。这写在说明牌上。真正对中国现代史要紧的那条船，是一条普通的包租游船，一九二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中舱里坐过十一个人，之后它回去照常拉客，再也没有被认出来。停在这里的是复原品，四十年后照着当年经办包船的那位女性的记忆造出来。

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这座湖已经做了一千年的目的地。

湖，和它的另一个名字

南湖得名于最简单不过的理由：它在嘉兴老城的南边，在上海与杭州之间那片平坦的运河水乡里。它与杭州西湖、南京玄武湖并称江南三大名湖，这是关于名气而不是关于面积的说法：这里不过是几平方公里的一片浅水。

它更好的名字是鸳鸯湖。历史上有一道长堤把水面分成东西两半，被认为像并栖的鸳鸯——中国关于恩爱夫妻的标准象征。南宋的《方舆胜览》已经记下了这个别名。

这座湖的文学地位，很大程度上系在一个人身上。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嘉兴人，清初重要的学者兼诗人，一六七四年冬天困在今天北京城外的运河上，写下一百首思乡的绝句，写的全是家乡这片湖，密密麻麻都是桥、庙和方言词。他的表兄谭吉璁（一六二四—一六八〇）以同题诗相和，此后三个世纪里代代有人续作，一直续到今天还在写的嘉兴作者——这让它成为中国被题咏得最密集的小水面之一，而这些诗几乎没有一首在浙江之外被人知道。

一座重建在淤泥岛上的楼

岛上的那座建筑是烟雨楼，它是这片湖的标志。

明清方志把它追到约九四〇年，当时钱元璙——吴越国的一位王子，吴越是唐宋之间割据东南的小国之一——在岸边建了一座观景台。楼名一般认为取自唐代诗人杜牧（八〇三—八五二）写南朝寺庙立在烟雨中的那一句；这三个字确切可考的最早出处要晚一些，在南宋吴潜的一首词里。

这些都没有留下来，而且楼一开始并不在岛上。岛是明代的产物，而且是疏浚的副产品。

一五四八年，嘉兴知府赵瀛征夫疏浚城河。他没有把挖出来的泥运走，而是倒进湖里，一直倒到堆出陆地。这座岛——约十七亩，一公顷上下——是一条沟里挖出来的淤泥。第二年楼在它上面重建；资料在一五四八与一五四九之间有分歧，那正是造岛与在岛上立楼之间的时间差。

这座楼此后的遭遇，是这一带历史的压缩版：

• 一六四六年——毁于清军南下之后的战火
• 一六八一年——康熙年间重建
• 一七三〇年——总督李卫修复
• 一八六〇年——太平天国战争中再度被毁
• 一九一八年——重建，也就是今天登的这一座

所以立在那里的楼有一百来岁，踩在一座五百年的人工岛上，顶着一个一千年的名字。主体建筑约六百四十平方米，高约二十米，前檐上方的匾额是董必武题的——理由稍后自会明白。

乾隆的八次登临，和承德的那座复制品

乾隆皇帝（一七三五—一七九六年在位）六次南巡，八次登上这座楼，留下二十多首相关的诗；岛上两座碑亭里放着他的题刻。皇帝的关注还让这座原本朝北对着城墙的建筑，为了接驾改成了朝南。

更大的后果在一千二百公里以北。一七八〇年，乾隆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青莲岛上也建了一座烟雨楼——那座围着墙的园子，是清廷消夏、接见蒙古和西藏使臣的地方。它占地约二千二百七十二平方米，并不是按尺寸复制：明说的意图是取其意而不取其形，一楼柱上的楹联点出了出处。

上海出的岔子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还不正式存在。几座城市里有一些规模不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按通行的统计，成员合计五十余人，十三位代表来到上海，要把它们组成一个党。共产国际派了两位外国人到会：马林——荷兰组织者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以及一位化名尼科尔斯基的人。

他们从七月二十三日起在法租界的一栋房子里开会——租界是由外国势力自设警察管理的飞地，中国政府的法令在里面不生效，而这正是非法的政治集会要开在里面的原因。

七月三十日晚上，一个陌生人走进会议室，说自己走错了门便告辞。代表们判断得很准确，几分钟内散会四散，只留下两个人临机应付；租界巡捕不久后搜查了这栋房子，一无所获。但这个地址烧掉了，而这次大会还有纲领和一批决议要通过。他们需要另找地方，要快，而且要在上海之外。

挑中这座湖的那个女人

解决这件事的人不是代表。

王会悟是嘉兴府桐乡乌镇人——就是今天作为乌镇去看的那座水乡——她的丈夫李达是上海的代表之一，也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她的身份是工作人员。

提出来的地点一个个被否掉。杭州西湖游人太多，一群陌生男人在那里会被注意到；她自己的家乡乌镇则败在相反的理由上，人太少，陌生人藏不进去。

她的反提议是嘉兴，理由都很实际。她在那里念过书。南湖离火车站近，船可以按钟点包，风景够看，一船男人看上去像游客，却又没有名到会招来西湖那样的人群——而且从上海过去，铁路里程只有杭州的一半。

在张家弄的鸳湖旅馆——当时嘉兴最好的旅馆，名字取自这片湖的鸳鸯别称——她开了两个房间，以防会议开过夜，又让旅馆的账房去雇一条船：一条中等大小的丝网船，也就是这一带在无锡造的那种带篷游船，一侧有走廊把船头、中舱、房舱和艄舱串起来。她到车站接了代表，带回来梳洗吃饭，临出门时又向账房要了一样东西。

两副麻将牌。

牌摆在前舱的桌上。要是有人靠过来，看到的就是一桌赌局。整个会议期间，王会悟坐在船头，看着水面。

六个可能的日期，和一场五年的考证

这里是多数叙述会一带而过的地方。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

代表们是在非法状态下活动的，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他们的回忆是几十年后才征集的，而且互相对不上。官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二〇一一年版拒绝给出日期：它只说代表们分批转移到南湖，在一条船上开完了最后一次会议，并加了一条注，列出七月三十日、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八月二日和八月五日是史学界流传的几种看法。这条注甚至还不完整——另有研究者主张八月三日和八月四日。

主要的候选，以及它们各自的依据：

• 七月三十一日依据董必武、刘仁静、包惠僧和周佛海的回忆。这一说基本已被放弃。
• 八月一日依据董必武一九二九年的信，说他们隔了一天才在船上开完大会，也依据张国焘关于散会后通知次日乘早班车的说法。上海那边止于七月三十日；隔一天，就是八月一日。
• 八月二日依据王会悟，她不是代表，但每一项安排都是她亲手办的。
• 八月五日依据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赤色职工国际驻赤塔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公布——信里说大会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到八月五日。反驳意见是斯穆尔基斯的消息是转手得来的。

二〇一三年二月，中共嘉兴市委组织了专门课题。课题组做了五年，二〇一八年发表结论：八月三日。

他们的方法才是有意思的部分，因为它几乎全是旁证，也几乎全都可以核。他们论证说，七月三十日仓促之间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不可能在当晚通知到所有代表，并查实陈公博七月三十一日仍在上海，在晚班开往杭州的快车之前还在辞行。

然后是天气。八月一日下午五点到六点之间，一场狂风袭击了南湖；《申报》八月三日报道有游船翻覆、三人溺亡。日本历史学家石川祯浩在他关于建党的研究中指出，这条风灾记载最早是由藤田正典引入这场讨论的。凡是描述过那天湖上情形的代表，说的都是水面平静、风景宜人；没有一个人提到风暴。所以不是八月一日——而嘉兴车站抢修到八月二日，那天大概也不是。反对八月二日还有一条程序上的理由：丝网船要提前一天订，那么王会悟就得八月一日到，正好一头撞进那场狂风里。而她从没提过什么风。

于是只剩八月三日，行程是照沪杭铁路时刻表还原出来的：王会悟八月二日先行，开房、雇船，其余人八月三日乘七点三十五分的快车，十点十三分到，傍晚六点前后散会。

这是一份漂亮的工作，而它并没有把问题关上。党史学者萧盛指出，他一九八三年在北京两次访问王会悟，她始终不肯离开八月二日。四个候选出局；两个还留着；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官修党史不做选择，本文也不做。

中舱里的十一个人

不是所有人都去了。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留在上海——两个欧洲人上嘉兴的游船，等于把这件事的用意抵消掉——而留下来应付搜查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也没有同行。于是十三位代表里有十一位上了船，再加上船头的王会悟。

其中有毛泽东，当时二十七岁，代表长沙；董必武代表武汉，后来成为国家最高司法官员之一，并短期代理国家主席；陈潭秋；济南来的王尽美和邓恩铭；何叔衡；北京来的张国焘和刘仁静；李达；周佛海；以及包惠僧。

这次会议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并定下了领导机构：按通行的说法，选出一个三人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管宣传，张国焘管组织。陈独秀本人不在场；另一位习惯上被称为创始人的李大钊也不在。连这一点也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大会选出的是临时的执行机构，正式的中央局是后来在上海组成的。

没有疑问的是：那天下午，一个五十余人的党在一条租来的船上宣告成立，湖是因为够漂亮但又不太漂亮才被选中的，而二十八年之内，这个党治理了这个国家。

复原这件事有据可查

到一九五〇年代末，嘉兴想建一处纪念地，而这处纪念地有个麻烦：船没有了。没有人记下过它的船名、船主或牌照；它一九二一年就回去照常拉客，消失在江南游船的大群里。于是他们凭口述把它造回来。筹备组走访老船主、渔民和常在湖上走的人，做出模型，带去北京。

董必武——当年在船上的人——给出了这项工作中最有用的一句话。他说式样是对的，但太大、太新、太漂亮。传回来的意见是把新活做旧：这本来就是一条极普通的包船，后面还拖着一只小船。

接着轮到王会悟。给她看的模型是照双廊船做的，她纠正说：她雇的是单廊丝网船，并且把各个舱室描述得很细。

建造这一步牵到无锡，这类船本来就出自那里。一九五九年三月，一个小组把模型带到无锡，和当地船厂把这种船型过了一遍，其间还找到一条已被改成货船、仍在码头上干活的丝网船。后来成为无锡红旗造船厂的三位师傅——徐补高、闻和尚和闻炳奎——到嘉兴来帮工。杉木来自广西；雕工来自江苏。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三日开工，八月二十五日完工。成品长十六米、宽三米，分船头、前舱、中舱、房舱和艄舱，艄舱里有床、灶和橱柜，船尾拖一只小舢板。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它在岛边下水，纪念馆同日在烟雨楼里开馆。

无锡方面另有一种说法，称这条船是按船主的建议，照一条叫平祥的商用驳船仿造的。这不改变实质：泊在南湖的是一件有据可查、经过两次纠正的船型复原，不是遗物。

八道桐油

一条木船在淡水里连续漂了六十七年，这不是任何人愿意主动挑上的保护难题。维持它的办法是每年一次小修——基本上就是重新上油，防腐防蛀——外加每两年一次大修。

大修意味着把船体拖进船厂：这条船一千多个构件里，有五百二十个以上要拆下来做，从船底板到灶边的条凳，都按修旧如旧的规矩来。二〇一八年那次大修用了四十九天。单是上油就要五十多天，因为要上八道，每一道都得在太阳底下干透才能上下一道。

于是有个明摆着的问题：几十年里一块一块换掉翘曲和开裂的板子，一九五九年那条船还剩多少是一九五九年的？没有人公布过数字。诚实的描述是：一条一九二一年包船的复原品，处在不间断的修补之中。

唯一回来过的代表

十三位代表里，只有一位后来回过南湖。

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上午——清明，下着雨——七十八岁的董必武来视察。他登上烟雨楼，看了陈列，然后上了纪念船，给出纪念馆等了五年的那句评价：这条船，按他记得的样子，造对了。

当天下午，他在一张一百二十乘六十五点五厘米的宣纸上用行书写了一首四句的诗，署名并注了日期。开头是革命的声音由一条画舫载着，结尾是他在清明回来，在烟雨中寻找旧迹——烟雨也正是那座楼的名字。最后一句里有一个字，不同版本不一样。原件由纪念馆收藏，为国家一级文物；一九八五年六月，这首诗被刻成一座一百八十厘米高的碑，并在船的东侧为它建了亭。

五十年里的三座纪念馆

纪念馆搬过两次，每搬一次大约大十倍。第一座从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起，就是烟雨楼本身：明代填出来的岛上，一座一九一八年的园林楼阁，里面摆着展柜。

第二座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在东岸开馆，由社会集资兴建：占地三千八百平方米，建筑一千九百八十平方米，平面做成党徽的锤子镰刀形状。

第三座在南岸的七一广场，也就是今天参观的那座。二〇〇五年十月批准，二〇〇七年三月奠基，仪式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主持，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建党九十周年时开馆：占地二点七三公顷，建筑面积一万九千六百三十三平方米，其中展陈面积七千七百九十四平方米。四周共五十六根檐柱，对应中国五十六个法定民族。

关于它的造型，说法并不一致，而且两种都在官方材料里流传：有的说平面是一主两副三个体块组成的工字形；有的说从空中看是锤子镰刀的党徽，高十九米（这个数字来自百科词条，而不是来自纪念馆）。它们也许是同一座建筑的不同角度，但它们不是同一个说法。

5A 的其余部分

这个等级是二〇一一年授予的，覆盖的范围比那座岛大得多。

壕股塔在西侧，是老嘉兴一座塔的现代仿宋重建，名字取自当年绕塔而过的城壕：高六十三点三六米，七层，顶着鎏金铜刹，是城里唯一可以登的塔——一百七十九级木梯，上去能看到整片湖面。塔边立着祭伍子胥的伍相祠。

揽秀园在湖西，一万一千三百平方米，是一座以刻石为主题的园子：二百七十米长的碑廊里嵌着九十五方碑刻，其中有与文徵明、赵之谦、吴昌硕、任伯年相关的作品，包括一幅摹唐代画家吴道子的石刻观音，和一篇一千一百多字的董其昌题记。

湖上的第二座岛是东北角的小瀛洲，康熙年间堆出来的一处约八亩的土堆，渔民曾用它来晒网。清末，一个专事敬惜字纸的社团在岛上给仓颉建了祠——传说中汉字的发明者，形象照例是四只眼睛；一九二四年重建，据说是全国唯一一座这类祠庙。

两公里之外，在大运河的一条支流上，月河街区占了约九万平方米的老河岸：三条平行的水道和三条街，会馆、当铺、酱园，还有一座粽子博物馆。

伍子胥、粽子，和一种没有角的菱

中国大部分地方过端午——农历五月初五——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嘉兴不是。这里的节日系在伍子胥身上，那位流亡到吴国效力的谋臣，传说被迫自尽后投入江中；本地的说法是五月五迎伍君，明代方志此后连续记载着这一习俗。赛龙舟之前，桨手们要把龙头抬上岸点朱砂。

嘉兴的端午习俗二〇一一年进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吃的东西很具体：五黄——黄瓜、黄鱼、黄鳝、咸蛋黄和雄黄酒——以及最要紧的粽子，箬叶裹糯米。嘉兴的是肉粽，而五芳斋把这座城做成了这道食物在全国的代名词。

这片湖另一样有名的吃食是南湖菱，它没有角。普通的菱带两只或四只尖刺；这一种是圆的、绿的，形状像元宝，本地的说法是：种到别处去，它立刻就长出角来。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乾隆年间的一部嘉兴笔记，约二百七十年的记录；一九五九年发掘的城西南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一枚炭化的圆角菱，年代在公元前四〇九〇年到二六八五年之间。

传说是乾隆吃菱划破了嘴，说没有角的菱才好，于是就有了。人工选育是个乏味得多、也好得多的解释。这个品种现在有麻烦：抽样发现四成以上的植株长了角，种植也大体从湖上退了出去。

参观

湖岸是公园，免费，纪念馆也免费。要花钱又花时间的只有那座岛，只能坐景区自己的渡船从会景园码头过去，大约二十分钟一班。联票把渡船和纪念馆、揽秀园、壕股塔捆在一起；票价请在门口确认，不要信任何文章，包括这一篇。半天够看完要紧的部分；一整天可以加上登塔、揽秀园，以及在月河吃顿午饭。

能挑的话就挑下雨天去。楼的名字里就是烟雨，董必武是在烟雨里回来的，而这片湖被五百年的审美塑造成了一个要隔着天气去看的对象。

到了岛上，留意一下你脚下踩着的是什么。楼是一九一八年的。岛是一五四八年疏浚出来的淤泥。船是一九五九年的，照着一位老人的记忆和一位女性的纠正造出来，此后一直八道八道地上桐油。而它所纪念的那个下午到底是哪一天，至今还被一群读遍了每一份现存铁路时刻表的人争论着。

这里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原物，而它们全都完全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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